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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月才携辛辛那提通俗管弦乐团登台北京国家大剧院的指挥家艾瑞克·孔泽尔，因患肝癌、胰腺癌、结肠癌治疗无效，于美国东部时间9月1日早晨在缅因州去世，终年74岁。

　　7月10日访京演出时，孔泽尔精神不错，但却拒绝回答一切关于自己患病的问题。事实上在今年4月底，孔泽尔在体检时已被查出患有三种癌症。孔泽尔执掌辛辛那提通俗管弦乐团已有44年，主要以演绎电影音乐建立了国际名声，他与乐团缔造过一千万张唱片销量的纪录。2005年，孔泽尔与乐团首次来京在人民大会堂演出前，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曾发来贺信。

　　(来源：新京报 记者：张璐诗）

雨果故居大门，本文作者站在门前，想起38年前阅读《九三年》的时光，一切恍如昨日。

　　【私人阅读史】

　　今夏去巴黎，专门去孚日广场上的雨果故居拜访，去之前我把那地址查了个底儿掉，下了地铁，竟然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一般，沿哪条街走，在哪儿拐弯儿，轻车熟路便找到了那里，仿佛我曾经早就来过这里，这一次，只不过是“旧地重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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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久远的梦，最早要上溯到38年前的1971年。那一年的冬天，从农场当地一个外号叫曹大肚子的那里借书，他家的藏书颇多，都藏在一个个破烂的木板箱中。挑着昏暗的马灯，我从木箱里挑出了一本书，便是雨果的《九三年》。那是我第一次读雨果的书，却像命定一般，《九三年》成为了雨果小说中我的最爱，在日后的阅读中再也无法更改和替代。那时候年轻，记忆力好，一遍读过，我能够从头到尾复述全书整个故事，连书里面那些难记的外国人名，都能够随口说得滚瓜烂熟。

　　那时，在知青能够睡十几个人的一溜儿大炕上，晚上，伙伴们躺进被子里，伸出光膀子，脑袋在炕沿排成齐刷刷一排，开始摆出一副听故事的劲头来，就是听我讲《九三年》，这成为了每晚的保留节目。《九三年》要一连讲好几个晚上，每天收工开会完了之后，躺下睡觉之前，大家听我讲《九三年》，成为了我大显身手的时候。好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大家似乎都生活在1793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时期，生活在巴黎，生活在旺岱，生活在索德烈森林，生活在拉·杜尔格高地，而暂时忘却了冰天雪地的北大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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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三年》是雨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是他多年积累和思考的心血之作。它描写了法国1793年那场波澜壮阔的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故事。

　　故事是从1793年5月的最后几天讲起的，但故事真正展开，是一个叫佛莱莎的妇女带着三个孩子出现的时候。这个社会底层的母亲，只有在这场大革命中才有可能和社会的上层人物，革命军的首领郭文和西穆尔登神父、叛军的首领朗德纳克侯爵，发生了关系。

　　其实，这只是文学中情节与人物关系上的联系，生活的现实他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雨果要用这位平民母亲和她的孩子为药引子，牵连出他所表达的“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当时，雨果的这一主张遭到批判，小说的结尾，为了解救在大火中的三个孩子，我们惯常认为的坏蛋朗德纳克却放弃了自己逃跑的机会；而朗德纳克的侄子革命军总司令郭文为了救自己的亲人，又放跑了革命的敌人朗德纳克；郭文的老师西穆尔登为了革命的利益判处郭文死刑。这一连环套的情节中人物各自迥然不同的性格与命运，曾经遭到我们一伙知青伙伴的争议。

　　记得很清楚，当我讲到郭文包围了朗德纳克的堡垒，朗德纳克马上就可以死里逃生了，他猛地听到自己头顶一声嚎叫。起初，他以为是一头母狼的嗥叫，后来，他听清了，是一个女人的嚎叫。刚逃出的堡垒上面已经起火，朗德纳克看见了火里面的三个孩子。这时候，朗德纳克冒着大火，重新爬上堡垒，找到了一个救命梯，顺着山坳把梯子一直放下到了山脚下。三个孩子都被救了下来。

　　朗德纳克从堡垒上面最后走下来，当他走到梯子最后一级刚刚把脚踏在地面的时候，一只大手落在他的衣领上，回头一看，是西穆尔登，对他说：我逮捕你！朗德纳克说：我允许你逮捕我！生死攸关的时刻，所问所答，如此绅士。

　　满屋子里鸦雀无声，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我讲到这里时的情景。应该说，这是全书最精彩之处。争论就从这里开始了。拉禾辫盖的土屋子里，短暂的静寂之后，就炸开了锅，震动得马灯摇曳着土黄色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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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德纳克作为一个阶级敌人，他能够在危难之中不顾自己的性命去解救那三个贫苦的孩子吗？曾经是我们争论的最激烈之处。

　　有人说，黄世仁怎么可能去救白毛女呢？南霸天也不可能良心发现去救吴琼花吧？而郭文作为革命军的司令，怎能可以毫无立场地放走自己的敌人？纵使朗德纳克是他的亲人，他也要大义灭亲呀。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同学中为了所谓的革命，大义灭亲的还有很多呢。

　　我们的争议和小说最后一卷“表决”一节非常相似。第一法官盖桑，先以罗马帝国414年大法官曼柳斯的儿子没有得到命令擅自打了胜仗而被曼柳斯处死为例，主张判郭文死刑。军曹拉杜则表示：“老头救了几个孩子做得很对，司令救了老头也做得很对，如果把做好事的人都送上了断头台，那么滚你妈的吧！我再也不知道我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了。我们再也没有理由不做坏事了。”他投了释放郭文的一票，宁愿砍掉自己的头代替他。

　　军曹和第一法官的话，也是我们心里争论的话。在人性和革命的冲突面前，雨果表示了他鲜明的态度，而在当时所谓革命的光环照射下，人性论惨遭致命的批判，我们犹豫不决，或口是心非。就像军曹所说那样，我们已经不知道革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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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三年》充满了思辨的色彩，尤其是后面，朗德纳克为救孩子的性命而选择牺牲自己，郭文为救朗德纳克而选择牺牲自己，西穆尔登为处死郭文而选择自杀，面对他们舍身成仁的共同选择，虽然明知是虚构的小说，我的心里还是受到震撼。

　　在当时的语境之中，牺牲是一个时髦而伟大的词汇，知青随时都愿意为只要能够附着上一点儿革命意义的事情做牺牲，但《九三年》颠覆了当时流行的样板戏里那种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和反面人物的界限，也颠覆了当时甚嚣尘上的革命的高头讲章，为我们进行了一次革命和人道主义的启蒙。

　　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思辨色彩浓郁的小说，它的人物雷与电、剑与斧般的对白，和波澜起伏、一泻千里的内心独白，看着痛快，逼迫着我不得不跟着雨果一起思考。

　　雨果有着一双强悍的大手，攫住我的心，跟着他一起走进他的旋风般的小说世界，我不止一遍地问自己，如果我是郭文该怎么办？我是西穆尔登该怎么办？我是朗德纳克又该怎么办？真诚而忠诚地信赖一位作家、痴迷一部小说、心甘情愿地和小说里人物一起走，彻底混淆了小说和现实，这是在以后的阅读中再也没有出现过的迷失。

　　今天，终于站在了雨果故居的门前，想起38年前第一次读他的书时的往事，一切恍如昨日。我相信，这扇木门里，雨果在等候一个对他、对文学和对理想共和国曾经那样真诚的中国读者。对于真诚，谁都不会怠慢的。

　　□肖复兴（北京 作家）